伟叔之前是粤某工业大学管行政后勤与基建的，他说当时已被提拔为正处级，因为个性太强，与学校管后勤这块工作的上司搞不来，就有了出来的想法（当时学校也在压缩后勤管理人员，巴不得有人能主动提出“下海”自谋职业），这时老板找到他，想请他来工厂帮助管理，伟叔为此动了心思。但毕竟丢掉铁饭碗，“下海”自谋职业不是一件小事，伟叔也没有马上答应老板的聘请，而是先来工厂跟一个月试试再作决定。伟叔找理由向学校请假来了工厂，这时台湾管理班子并没有走。伟叔在工厂与台湾管理班子也谋不到一块去，管理权还在台湾人手里，呆了一个月参与不了台湾人意见就回了学校。
工厂亏损不断加大，老板又来请伟叔去厂。这时伟叔向老板摊牌，要老板承诺将管理权要从台湾人手里收回来转给他，否则他是不会再去工厂的。老板已想不到别的办法，也就答应将工厂管理权收回交给他。
在老板承诺将管理权交给他后，伟叔向学校正式提出辞职（拿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自己断了自己的后路）。可当他接受工厂管理权几个月后，工厂各项经济指标并没有明显好转，这就使老板与伟叔之间关系陷入尴尬境地，如将伟叔替换掉，实在不好张口，因伟叔再回学校已不可能。不替换伟叔，又担心工厂再亏下去就顶不住了。
伟叔却不认为不能扭亏是他的原因，而是老板过多插手工厂具体管理导致的。在双方各执一词的情况下，伟叔提出立“军令状”，如果老板不再插手工厂具体管理事项，如三个月还不能扭亏为盈，他就走人。老板也只得答应下来。伟叔认为口说无凭，就写了个对老板的“约法三章”字据让老板签字。约束老板在工厂人事与财务以及工厂其他具体管理事务方面，只能提建议而不得直接插手（干涉），否则再出现亏损则由老板本人承担责任，而不能怪罪他。
与老板签订“约法三章”后第二个月工厂亏损开始减小，之后又达到了盈亏平衡，工厂真正开始有利润也是近两三年的事。按伟叔自己说法，“工厂仍处在随时跌回亏损的危险状态”。他说老板总是经常不自觉地想插手他的管理，他就拿出那张写有约法三章的纸来，指着上面老板的签名说，“这可是你亲笔签字的。”每每此时，老板只得让他三分。不排除伟叔的话有自我吹嘘成分，但我还是明显感到伟叔是个“铁腕”人物。
说到约法三章，他掀起台面上的玻璃板，从底下抽出压在夹层里的一张已经有些发黄的纸来，在我眼前晃晃，不无得意地说，“呶，这就是他签字的。这是我替他管厂的上方宝剑。”
说的正得意的伟叔，语气突然转弱，“唉，累啊，操心啊。哪天晚上也睡不好觉。”说到这里他眼睛瞪着我，顿了一会儿又说，“累啊，真不想干了。你来了就好了，你是管过工厂的，有经验，厂子可以让你来管。”他这话让我听了感到不踏实，从他的话里我早觉察到他是一个多么看重权力的人，在他干得正带劲的时候，却在我面前说不想干了，这一定是有目的地试探。“莫非他就把刚来的我当成他的竞争对手了？”我心里在想。有这种可能。他是一个典型的主动“树敌”型人格，这种人格型的是靠不断树立假想敌来激发自身的战斗意志，用毫不留情的手段手压假想敌，以证明他人都是弱者他是唯一强者。
我惊恐一来就遇上了这种人格型的人来主宰自己的命运，从这第一天开始我就得像只绵羊一样顺服他。我诚惶诚恐地说，“这工厂除了您谁还能管得下来。非您莫属。”像是判断我说的是否真心话。他眼光扫过我的脸，说，“最多再干三年，坚决不干了。那时谁想干谁干去。”三年后的事谁说的到呢，那时我还在不在这个工厂都不一定（后来我在那工厂头尾呆了七个年头，临到我离开那里时，他还在说“再干三年坚决不干了，谁想干谁干去”。我才知道他这个“三年”是永远“将来时”）。也许正像他的话要表达的意思，这个厂离了他也许真的就不行。
国家改革开放，不仅给国内人民带来了福祉，办厂的香港老板所得利益更是巨大的。与早已经当上车间主任，也是最早进厂工人其中一个熟悉后，他谈起当年陪老板创业起家颇有感叹，他说，“那时这儿那像现在有这么多工厂这么多商店，这样高级的水泥马路。都是树林野坡，只有一条弯曲小路通到十几里路外的火车站。老板回香港还是从香港回来，都是我骑自行车接送他。一路上不知要跌多少跤。现在不用接送了，老板自己开着几十万元的凌志轿车从香港来回。老板全家又从香港移民到澳洲去了。我们这批最早帮他创业的打工仔，也就是工资从几百元加到了几千元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