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明马上起立，回答说：“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议题是，如何开展抗日宣传，采取哪些措施打击汉奸和顽固分子对我们六区的抗日工作造谣、中伤和破坏的问题。”
周子明把近几个月来，一些土豪劣绅、国民党党棍对抗日政权散布的谣言，以及他们跑到曹县去上窜下跳诬蔑我们的情况，讲得很细致，很具体。接着他又讲到，省主席沈鸿烈如何对日寇不放一枪一弹，又如何对我们不接济一枪一弹一分一文，反把抗日政权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企图削弱我们，把这些事情讲得慷慨激昂，有理有据。
接着，周子明又说道：“寿张县县长管大同上任后，工作干得卓有成效，抗日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深得当地民众的好评，为什么说撤就撤了呢？行文上说管大同是人地不宜。人地不宜是个什么意思呢？古往今来，闻所未闻，听没听说，这和陷害岳飞的‘莫须有’的罪名是不是差不多呢？”
既然这个问题点破了，孙思白就问范筑先：“请问范司令，沈鸿烈是否就此事与司令磋商过？”
范筑先说：“完全不知道。”
同志们一听说，这么大个事，范专员竟然不知道，一时群情大哗。姜维扬大声说道：“这简直就是乱命，胡乱下命令，不分青红皂白，不分是非曲直，应该撤的不撤，不该撤的撤了。”
李宗白大声说道：“如此的命令，毫无道理，请问范专员，是否能把这道命令顶回去。”
范筑先就问人群里：“哪位是寿张县的，还请说明一下情况。这样乱说，实在是难以弄清到底是怎么回事？”
孙思白就站起来，把管大同接任寿张县的施政情况和当地绅士、国民党顽固分子的阻挠破坏行为向范筑先作了汇报，说明了这道撤换命令是当地顽固分子与驻曹县的国民党省政府勾结的结果，如不把它顶回去，今后他们会更加嚣张，后患无穷！
姜维扬激动得边哭边说：“范司令呀，当初寿张县是个什么情况，你不是不知道吧！听到日本人就要来了，国民党县长齐思元，撇下寿张县人民于不顾，逃之夭夭。那时候外有土匪，打家劫舍，内有民团，欺压百姓，搞得百姓民不聊生，在各种势力的对抗中倍受煎熬。自从政治服务员到了寿张后，收服绿林，安抚民团，救助百姓，建立各种抗日民众团体。施行财产累进税，废除苛捐杂税，推行抗日教育，举办抗日干部训练班，工作卓有成效。就是这么一个廉洁自律的政府，而沈鸿烈却要毁掉它，这个沈鸿烈到底想干什么呀，请司令三思？”
周子明说：“范司令呀，寿张县的政权问题值得深思，别的县也不是没有这样的问题。这是沈鸿烈公然向我们开刀！开头不把这股逆流打退，他们就会继续伸手！”
李宗白说：“他们别有用心地诬蔑我们六区政工人员都是托派……”
范筑先打断了李宗白的话说：“什么是托派？”
周子明就把什么是托派，从国际讲到了国内。
范筑先像是明白了，连连点头说：“原来托派就是汉奸啊！”他又饶有兴趣地听着同志们的发言，一边听着，一边捋着胡须在深思着。等大家稍微平静下来后，范筑先以沉重的语调说：“你们都是些青年，有热情，有勇气，有干劲，这是挺好的，但是你们缺乏社会经验呀！他们那些人都是干什么的，都在社会上混了几十年了，再往下的话我就不说了，有句话怎么说的，姜还是老的辣，说得这是这个事儿。”
大家觉得范筑先还是支持我们的，所以都在静静地听着范司令的表态。
停了一会儿，范筑先又说：“他们的命令已经发出去了，不会收回的，我出面讲话，他们也不会收回成命。硬顶回去不是办法，只会越顶越僵。”停了一会儿，范筑先又说：“你们的心情，我完全明白，我同情你们。他换我们个把县长，影响不了大局，要是硬顶回去，可就影响大了，他是省主席吗，我们只好退让一步了。再说他派个县长来，还得听我的吗，能掀起什么大浪来。至于人家造我们的谣，我们不怕，自有事实给他们看。如果他们再进一步破坏，我们再设法对付他，告诉管县长准备交印，我们有许多的事干，我自会另有安排，如果你们不顾一切，那是完全错误的。”
这个会已从下午四时开到晚上九点多了，随从人员几次前来问，是否先吃饭再开会。范筑先挥了挥手说：“听大家说完再吃。”
到此，大家觉得该说的都说了，该争的也都争了，只得休会。体会的时候，范专员的随从说：“你们真大胆啊，我们从来还没有见过，你们这样对范专员说话。”
会后的第二天，孙思白到聊城总政治部去汇报，遇到了党的负责人张郁光同志。张郁光听完了孙思白说完全部情况后，说：“范司令既已表示态度，我们也只能全面考虑问题，不能因寿张一个县和几个县而牵动整个六区。你想想啊，现在范专员上有沈鸿烈压着，中有李树椿捣乱，下有王金祥和齐子修一些顽固派顶着，确实是四面受敌。不过，你们这一次行动也是必要的，我个人认为很好，必须和顽固派做坚决的斗争。我们如果不动作，范筑先怎么知道我们的立场啊！”
寿张县的同志们决定，管大同等先离开寿张到聊城去，留下孙思白、第一科科长于笑虹，会计主任李宗白，金库主任杜宗禹和几个通讯员、办事员来处理善后事宜，并看看新来的国民党CC派顽固分子冯谦光到底会怎样做。
冯谦光到了寿张后，很快和国民党的一些顽固派尿到了一个壶里，本来一个廉洁自律的政府，也很快腐化，而且冯谦光还处处排挤共产党，亏着党的组织当时还处在秘密状态，要不，准吃大亏。
在向冯谦光的政府按照传统习惯逐件办理移交中，他们又百般刁难原有人员，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还在原来有人员住的西院门外，布置了暗岗，如果这些人到了街上，还有人在暗中盯哨。
为了反击冯谦光，孙思白对冯谦光郑重声明：“这是对我们的侮辱，除非撤掉监视跟踪，向我们道歉，否则，自即日起，我们中止办理移交。”
接着，停止了一切移交手续。
冯谦光一看坏了，原政府的人员要是不移交，到手的政权还是接不到手里啊！于是态度大变，伙食也好了，说话也客气了，监视人员也不见了，但是并不道歉。你不道歉啊，那好，我们就是不移交，这样移交传统手续的事情，就这样一直拖着，一直拖到了五月初了。
一天今晚，范司令有事路过寿张，住在县政府，把孙思白和于笑虹也叫了过去。
范筑先当时坐在床头上，正准备解衣就寝，而冯谦光却垂手肃立在门后墙角，卑躬下气地作侍寝状。孙思白和于笑虹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范筑先先把冯谦光熊了一顿：“你看你这个县长是怎么当的，都二十多天了，你都干了些什么，你自己说说吧？叫你干这个县长，不是白吃白喝白拿薪水的，是来抗日的。你看看你吧，走没个走相，站没个站相，什么活也干不出来，我看就是占着茅房不拉屎，比管大同差远了。光这个交接就交接了二十多天，还干点儿活吧……”
范筑先对冯谦光一顿大训，训得冯谦光和个袜子一样，再没有半句话可说，只是唯唯诺诺，垂首而立。
范筑先训斥完了冯谦光，又对孙思白和和于笑虹说：“现在战事这么紧张，你们怎么还没走？交接完手续赶紧走吧。”
孙思白直接回答说：“是冯县长刁难我们，才使手续没法交接。”
范筑先马上挥手说：“有什么可移交的。”又对冯谦光缓和了一下口气说：“他们都是学生，跟我来打日本，清白得很，没什么可移交的。”
范筑先又对孙思白和于笑虹说：“明白了吗，你们快快结束这里的工作到前方去。”
孙思白和于笑虹赶紧对范筑先说：“是，我们坚决听从范司令的指挥。”
第二天，聊城政治部长途电话打来了，叫孙思白和于笑虹迅速到濮县作战的21支队去建立政治部。于是，孙思白和于笑虹把一堆账册、档案简单地交接了一下，扔给了冯谦光，立即收拾行装，和其余的同志，一齐奔赴濮县前线去了。
1938年5月，徐州失守，沈鸿烈把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从曹县迁到东阿，大批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人员也随之前来。6月下旬，日寇攻陷东阿，沈鸿烈被日寇追击，败逃到黄河边，走投无路，向范筑先求援。
范筑先同张维翰、张郁光几个人商量，这个事到底应该怎么办？
范筑先说：“如果救了沈鸿烈，沈鸿烈就赖在了聊城，恐怕我们的工作会处处受到了限制。如果不救沈鸿烈，沈鸿烈又会说我们见死不救，这真是个烫手的山芋啊！”
张维翰考虑了一番说：“不管怎么说，现在国民党抗日，共产党也抗日，我们算是一个战壕的战友。朋友困难，哪有见死不救的，至于以后他的表现，那就看他自己了。”
张郁光也说：“共产党的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拉一个人抗日，就拉一个人。现在他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如果他愿意来黄河北，就来吧！不欢迎是我们的事，他不抗日是他的事。”
于是，范筑先亲率第二、五、六三个支队到了东阿，打击日军，收复了东阿县城，接沈鸿烈来到了聊城。
沈鸿烈来到了聊城，就不是在东阿那个狼狈的样子了，他先洗了个澡，睡了一大觉，然后吃饱喝足，整容、理发，换上了新衣服，一切焕然一新。这时候国民党的一些要人，李树椿、王金祥、齐子修也已经纷纷集中在了他的身旁，这个人要请他喝酒压惊，那个人要陪他出去散心。
然而，沈鸿烈哪里也不去，偏偏要到聊城的政治干部学校里要为学员们去训话，他还自认为幽默地说：“什么是青年，青年是抗日的希望。我就是要到青年中去，和青年们一起，举起抗日的大旗，在山东的这块大地上，把这个大旗举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