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随着立足点的不断提高，检验手段时的复杂性相应也就增大，因为目的越高，为了达到这种目的所运用的手段也越多，所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做的或可能做的一切必须加以考察，因为战争的最终目的是所有军队都追求的。
这样，有时就要扩大考察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对那些实际上没有发生。但很可能发生。因而不能不加以考察的事情也只得作出许多假定，因而人们就非常容易迷惑并遇到困难。
当1797年3月拿破仑率领意大利军团由塔利亚曼托河进攻卡尔大公时，拿破仑打算在卡尔大公所盼望的援军还没有从莱茵河方面开来之前迫使他决战。如果只从直接的目的来看，这种手段是选得十分正确的，而且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当时，卡尔大公兵力很弱，在塔利亚曼托河只做了一次抵抗的尝试，当他看到行动坚决的敌方兵力十分强大时，放弃了诺里施阿尔卑斯山的山口和就出了战场。拿破仑利用这一幸运的胜利可以达到什么目的呢？他能一直进入奥地利帝国的心脏，支援莫罗和奥舍率领的两支莱茵军团的进攻，并进而和他们取得紧密联系。拿破仑也是这样考虑的，并且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是正确的。可是从较高的立足点，也就是从法国督战机构（它能够而且应该看到，六星期以后才能开始莱茵战局）的角度来批判，拿破仑越过诺里施阿尔卑斯山的进军只能看作是过于冒险的行动。因为如果奥国人利用从莱茵河方面调来的援军在施太厄马克建立强大的预备队，卡尔大公完全可以用它们来攻击意大利军团，这样一来，不仅意大利军团可能全军覆没，而且整个战局也会遭到失败的厄运。拿破仑到菲拉赫后看清楚了这一点，所以他很乐意签订累欧本停战协定。
但是，要是从更高的立足点进行批判，并且知道奥国人在卡尔大公的军队和维也纳之间没有预备队，那么就能看到维也纳会因意大利军团的进逼而遭到威胁。
假设拿破仑知道奥地利的首都没有军队掩护，同时也知道他在施太厄马克对卡尔大公仍然有决定性的优势，那么他急速地进逼奥国的心脏就不再是无目的的了。他的这个行动的价值，取决于奥国人对保住维也纳的重视程度。因为，要是奥国人很重视保住维也纳，以致宁愿接受拿破仑提出的媾和条件，那么威胁维也纳就可看作是最终目的。假如拿破仑从某种根据中知道这一点，那么批判可到此为止。如果对这一点还有怀疑，那么就应该从更高的立足点来继续批判，并进一步问：如果奥国人放弃维也纳，向本国腹地继续后退，那么情况又将如何呢？显然，如果不先分析莱茵地区双方军队之间可能发生的事件，就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在法军兵力占决定性优势（十三万人对八万人）的情况下，取得胜利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又产生了一个新问题，法国督战机构想利用这个胜利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是打算乘胜席卷奥地利帝国从而彻底打垮或消灭这个强国呢，还是只想占领奥国的大片土地，作为缔结和约的资本呢？必须找出这两种情况可能产生的结果，然后才能断定法国督战机构会选择其中的哪一个，假设研究的结果表明，如果彻底打垮奥国，法国的兵力还太小，以致这样做肯定会引起整个局势的根本变化，甚至只想占领和保持奥国的大片土地，也会让法国人在战略上面临兵力不足的局面，那么，这样的结果就肯定会影响到人们对意大利军团所处地位的评价，寄予它以很少的希望。这无疑是拿破仑明知卡尔大公孤军无援却同他签订坎波福米奥和约的原因。这个和约除了让奥国丧失一些即便在最成功的战局之后也难于收复的地区以外，再没有要它作更大的牺牲。可是，如果法国人没有考虑下面两个问题，那么甚至不可能指望签订这个好处不大的坎波福米奥和约，也不可能将签订这个和约作为冒险进军的目的。第一个问题是，奥国人如何估价上述两种结果。虽然在这两种情况下奥国人都有最后获胜的可能，但是在继续战争的情况下，他们就只得作出牺牲，而签订一个不太苛刻的和约就可以避免这些牺牲，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是否认为值得作出这样的牺牲。第二个问题是，奥国国家机构是不是会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坚持到最后直至胜利，它是否考虑过对方最后可能得到什么，它是否不因一时的失利而丧失勇气和信心。
对第一个问题的考虑并非毫无意义的，而是有重大的实际意义的。人们每当提出极端的计划时，总会考虑到这一点，并且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人们才常常不去执行这样的计划。
对第二个问题的考虑也同样是很必要的，因为人们并不是跟抽象的敌人作战，而是同经常注意的具体的敌人作战。大胆的拿破仑肯定是得知这一点的，也就是说他肯定相信自己的威名能够先声夺人。正是这种信念促使他在1812年进攻了莫斯科，可那次他失算了，他的威名经过多次大战已经有所下降。在1797年，他的威名方盛，并且有坚决抵抗到底的威力，还是个不被人们发现的秘密。即便如此，如果不是他预感到可能失败而签订了好处不多的坎波福米奥和约，那么他的大胆在1797年也可能让他得到截然相反的结果。
到此我们终于可以结束这个战例的考察了，因为这个考察作为实例已足以说明：在考察中当人们要追溯到最终目的时，即为检验最终目的而采取的决定性措施时，将会涉及多么繁多的对象和多么广泛的范围，将遇到多么大的困难。从这里也可看到，除了对事物的理论认识以外，先天的才能对批判的考察的价值也必然有巨大的影响。阐明各种事物的关联，在错综复杂的无数事件中辨别哪些是真正重要的，这主要要依靠天赋的才能。
同时，在另一方面也需要有天赋的才能。批判的考察不光要检验实际上已经使用的手段，而且还要检验一切可能使用的手段。因此在考察中必须提出，即找出有可能要采用的手段，如果提不出一种更好的手段，就不能指责已经使用的手段。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提出的这种可能使用的打法是很少的，但不能不承认，提出这些没有使用的打法是一种独立的创造，这种创造不能用理论加以规定，而只能靠丰富的智力活动，并不是对现有事物的单纯分析。
我们无意将那些归结起来只是非常简单的打法都看作是伟大天才的表现。有人常常把提出迂回敌人阵地这一打法当作是伟大天才的表现，我们认为这是十分可笑的。但是尽管如此，这种独立的创造活动还是很必要的，并且批判的考察的价值主要取决于这种行动。1796年7月30日拿破仑决定放弃对芒托瓦的围攻，以便迎击前来解围的乌尔姆塞尔，并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了被加尔达湖和明乔河隔开的乌尔姆寒尔的军队，他的这种做法看起来是获得辉煌胜利的最可靠的途径。事实上他获得了这样的胜利，并且，当敌人以后几次前来解围时，他都用这种手段取得了更辉煌的胜利。这一点受到了普遍的赞扬。
但是，拿破仑如果不完全放弃继续围攻芒托瓦的想法，在7月30日就无法采取上述行动，因为这样的行动无法保住攻城辎重，并且在这一战局中他也无法取得第二套辎重。实际上，以后的围攻已变成了单纯的包围，虽然拿破仑在野战中取得了胜利，但这个只要继续围攻七八天就能攻陷的要塞，又抵抗了六个月。
批判者由于不能提出更好的对付援军的方法，曾认为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憾事。在围攻防卫圈上迎击前来解围的敌军这一手段早就被轻视和受到批评，以至彻底被遗忘了。路易十四时代常常很有效的这一手段，在百年后竟没有人想到至少是可以加以考虑的，这只能说是时髦的观点在作怪。如果认为这种手段是可以使用的，那么进一步研究情况就能看出，当时拿破仑在芒托瓦围攻防卫圈内配置的四万世界上最精锐的步兵，在筑有坚固工事的条件下，是不需惧怕乌尔姆塞尔所率领的前来解围的五万奥军的，因为他们向围攻防卫圈作一次进攻的尝试也是很困难的。我们在这里不想进一步论证我们的看法，可是我们认为，上述看法已说明这种手段是值得加以考虑的。至于拿破仑本人在当时是否考虑过使用这一手段，我们不想妄加推断，可是在已出版的资料和他的回忆录中都找不到他曾考虑过这点的痕迹。后世所有的评论中也都没提到可以采用这一手段，它已经完全被人遗忘了。重新把这种手段提出来并非什么了不起的功劳，因为人们只要摆脱时髦观点的影响就能做到这一点。可是，提出这种手段，并且把它同拿破仑所使用的手段进行比较，却是非常必要的。无论比较的结果如何，在批判中都必须作这种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