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艾的传记里，有一段很著名的话，就是那个兵粮计算奏章：
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陈、蔡之间，土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水丰常收三倍於西，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於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
不过如果按照这个奏章推算下来，有个老大的疑点：
三千万斛（石）谷，是十万之众五年食，那平均一人一年要吃60石，按照粟的出米率60%计算，也就是1人年消费粟米36石……这个……1石按30公斤计，年消费粮食1080公斤，猪也吃不了这许多……
可是，如果邓艾的数据是错误的，那么司马懿的“善之，事皆施行”就很没有道理了。
但追究其中缘由，可以从《齐民要术》和《汜胜之书》里找到。
《齐民要术》和《汜胜之书》这两部农业著作里，都提到了一种杂草，就是稗子。
《汜胜之书》中是这样记载的：“稗既堪水旱，种无不熟之时，又特滋茂盛，易生芜秽。良田亩得二三十斛。宜种之备凶年。稗中有米，熟时捣取米炊食之。不减粱米；又可酿作酒。”
就是说，这种杂草，不管饥荒水旱灾害，从来没有不成熟的时候，而且特别容易生长，又是多年草本植物，不必播种，来年照旧。这种杂草也结穗，良田一亩可得二三十斛稗谷。打谷之后，稗谷中的稗米可以炊食，还可以酿酒。
而在《齐民要术》里，却有一条关于魏国屯田的记载：“魏武使典农种之，顷收二千斛，斛得米三四斗。”
典农就是民屯官。曹操的民屯种稗，一顷收二千斛，一斛得米三四斗。一顷田就是一百亩，这么算下来，一亩收稗谷二十斛，跟汜胜之的收成数字一样。不过稗谷和粟谷比起来，出米率很低，一斛不过出米30%～40%
就按35%计算，这么折合下来，曹操的民屯一亩可得稗米7斛。而三国时期的普通田亩收粟谷四斛，良田收粟谷一钟也就是六斛四斗。按照60%的出米率计算，普通田亩产粟米石，良田亩产粟米石。
可见，曹操屯田，没有种粟，转而种植这种垃圾杂草，收获倒是颇见成效呢。
这种杂草和粟米比起来，虽然可能味道差了很多，但是旱涝保收，打理容易，不耽误军事训练，而且稗草还是精饲料现在仍然是高级牧草。屯田种稗，的确是乱世屯田，急剧增加储粮和草料的上好选择。
说句题外话，曹操这人，是有歪招邪点子。就以稗子能吃来说，除了《汜胜之书》这将种子拌大粪后种植可以增产的bt农业书籍，哪儿也不会记载。而那些正经五经学出来的人，又有谁会看这种书呢？
很多人以许下屯田年收几百万斛，质疑曹操在官渡时的粮草不足。但如果以稗谷来计算，以稗子的低出米率，打出来的粮食的确不多。
嗯，话再说回到邓艾身上。想要说的是，邓艾那三千万斛，很可能指的也是稗谷。
当然了，邓艾在奏章上没有说明到底提倡的作物是什么。可是如果曹魏先前的确是屯田种稗，那么当时的司马懿等军系人物默认的屯田作物，就有可能是稗。邓艾也就完全没必要特地在奏章指明是种稗，好比咱们在中国一说多少元钱，不必特地声明是人民币一样。
那么按照奏章计算下来的结果，一年一人消费60石的稗谷，按照35%的出米率计算，也就是21石。这和葛剑雄的人均消费18石相差不远。
葛剑雄的人均消费18石，其实是按照东汉开国时，严尤以士兵人均每日口粮六升乘以三百天得来年约数消费的结论。那么如果我们计算更加严格和精确一些，以三百六十天计算，则正好就是21石。
当然了，归根结底，这只是一种猜想。因为毕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邓艾说的积谷一定就是稗谷。
不过我以为，此种可能性极大。
（qq上与王题聊天，无意中说起，于是查阅资料，遂撰此文）
真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