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们僵持那会儿，电话突然响了，就在我们边上，使得我们都吓了一跳。是柳姨打来的，那么的惊慌，是我第一次见她这样失态，她好象在哭，她说：
“光明，你快来！你父亲不行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忙别的事情，把父亲这个人完全的驱逐在生活以外，因为在工作上已经可以完全独立，我便极少回他那里去，这次雁文出这样的事情，他一句也没有苛责我的不是，这样平和，我都没有发现不寻常。年中做的根治术，转移太多，手术根本无法顺利进行下去，其实就是简单的开关腔而已。他一直表现的那么硬朗，我心里压根就没有这个准备，总觉得是可以拖很久的，不想，居然来的这样的快。
开车的时候有点心不在焉，脑子里乱糟糟的一片，涌上来很多事情，多数是小时候的，还有他和柳姨的婚礼，而对他和母亲的婚姻，似乎没有任何印象了。他虽然严厉，但对我，一向是很疼爱的，只是我拒绝接受。
他躺在监护病房里费力的呼吸，周围除了家人，另有一位我不认识的生人，是律师。他很理智。律师读了他的遗嘱，他听着，微微点头，他的体力都不够他说一句像“对，这就是我的意思”这样完整的话来，甚至目光都有些涣散。他把他的家产平均分成了七份，柳姨，涧雪，水含，笑之，雁文，我，还有年年，各一份。非常的不公平，因为年年和雁文从法律上讲，和他都没有关系。我明白他的用意，等于是我一个人占了七分之三。这样算，加上自己在“长风”原有的股份，我能够买下这医院的四分之三了。我觉得可笑，奇怪柳姨竟然能服从这样的分配，没有二话，只是握着父亲的手不断的垂泪。
他实在不能坚持几天了，姑姑和大伯每天都打电话过来问，一个在北京，一个在纽约，都不能赶来，电话里两位老人也不胜唏嘘，让子女们过来探望，大伯的小儿子就在我和雁文的家里借宿，我有七八年没有见到他了，他是个相当斯文的大学讲师，比我还要小两岁，姓李名印歉，我叫他阿歉。
“家里有个小孩子，是雁文的妹妹，你不介意吧？”我问他。我的车交给他开，我和雁文坐在后面。他是第一次见到雁文，一路上总是闪闪烁烁的从观后镜里看他，弄得小家伙对他不由自主的起了敌意，瞪了他一眼。
“啊？”他终于回神回答我的问题，“哦，不介意。”
“伯父身体好吗？”
“他呀，也不怎么样，所以飞机都不敢让他坐。”他学了一口纯正的普通话，但宁波话是一句都说不来，“他们兄妹三人也够不幸的，要死了，都见不上一面。”
说完，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赶紧看我的反应，我只是笑笑，没说什么。
我和雁文在家里做了几个家常菜给他洗尘，他吃得很开心。我们对彼此的手艺都很了解，不明白他为何吃的那般畅快。
饭后，他在书房看书，我和雁文收拾碗筷，很小声的讨论着父亲的病情。
“耨打算咋办办啦（你打算怎么办）？”小东西特意用宁波方言讲话，我们平时在家基本上不用方言的。
“索西咋办办（什么怎么办）？”
“耨阿爸格遗嘱立得噶伐公平，说明介许多小人里面其还是顶心疼耨，格耨夜里去陪陪其呐，偶觉得其还有闲话要得耨港（你爸爸遗嘱立得这么不公平，说明这么多孩子里，他还是最心疼你，夜里你去陪陪他，我觉得他似乎有话要跟你说）。”他叹气，“西啊快西塔来，有索事体伐好摊开来港呢（死都快死了，有什么话不好摊开来说呢）？”
李印歉走进来打断了我们的交谈，他来问，洗漱用品放在哪里。雁文去给他找一套新的出来。有客来访，开了门，还是虞芮。就不能不添乱么，我心里有点烦。结果那一夜，虞芮也留下来过夜了。她和父母说明了真相，无家可归了。因为生人太多,年年不敢一个人睡,我们三个人就挤一张床。我们的家从来没有这样热闹过。
年年睡中间，睡着以后我把她抱到边上的躺椅里。我们尽量压低声音说话。
“你不过去吗？”他指父亲那边。
“有柳姨在，我去了也是多余。”
“那不一样，你去的话，精神上老爷子会很受鼓励的……”
“到头还不是个死？”
他做了个鬼脸，说：“反正是死，你干嘛那么疼我，再疼也是多余。”
我瞪着他，说的这叫什么鬼话。刚要开骂，他做了个休战的手势，无奈的笑了。这一年还算太平，他也注意了很多，如果他的心脏一直能保持这样的状态，那该多好。
“别担心我。没到挂的时候呢。”他还是那样无奈的笑。
我狠狠咬他的脖子，惹得他痛呼，差点把年年吵醒。
“没心肝！我咬死你！”我吓唬他，他捂着嘴巴使劲笑。我的手机响，是虞杰打过来的。
“光明，芮儿是不是在你那里？”
“哦，虞叔叔啊，真不好意思，我刚想打电话给你，又给忙忘记了。”我说，“芮儿在我这里，她挺好的，已经睡下了。”
“你开一下门，我和婷婷来接她。”没等我回话，他就挂了。
雁文问：“怎么了？”
“没事。”我说，“虞杰来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