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国时，太祖说藏富于民，到了王安石变法，又要发富民之藏，以济贫民。所说的财富，其实更多的是指金钱，而不是实物。市场分割，商业经济不发达，会使大量的社会财富其实没有用货币标价。商业的落后，又使大量金钱沉淀下来，形不成资本，也抑制产业发展。
宋朝民间沉淀下来的钱有多少？比流通中的数量多得多。两宋之交，朝廷加赋，曾有一个寡妇愿意一家替全县交钱。开一库存钱，就全数交齐，而他家存着的现钱还有好几库。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乡间小财主，就存了装满几间房子的现钱，当时的人也大吃一惊。
流通中的货币，应该等于数量乘以流通速度。这个年代，大部分人还没有认识到流通速度的重要性。
杜中宵在京西路开设商场，增加流动速度是一方面，还有一个目的是打破各州县的行会垄断，打破地方壁垒，形成统一市场。统一市场一旦形成，局面就焕然一新了。
听着杜中宵讲自己各项措施的意义，王安石不断点头。在地方为官已经九年了，有足够的经验，看见了各种各样的弊端，王安石一直在寻找改善弊政的方法。京西路的很多做法，让他耳目一新，形成了很多的想法。这一路走来，观察地方，体察民情，还是感性的认识。听杜中宵分析利弊，慢慢开始形成理性的认识。有了这些认识，到了舒州之后可以付之实践。
舒州位于长江支流皖水边，就是后世的安庆一带，地理条件与襄州一带类似，营田务的很多举措都可以直接移植到那里。王安石的打算，也正是要借这一任通判，结合营田务的经验，在实践中找到自己的治国方法。只有真正地认识地方，积累足够的经验，王安石才会愿意到京城为官。
与杜中宵比起来，王安石的理想远大得多，做事也主动得多。
历史上舒州一任之后，再做一任知州，王安石便入京，不久就写了《上皇帝万言书》，系统地提出了自己治国理政的思想。《万言书》是一种官员上书皇帝的文体，比较正式，倒不是长篇大论的意思。现在这个时间，正是王安石积累经验，总经自己改革弊政的思想理论的关键时刻。
杜中宵讲完，王安石道：“依待晓之见，行会把持地方，把全国商业分割为一州一县，甚至一镇一村之地，使商贩不行，于国不利。如果打破行会把持，夺了牙人的交易之权，才可以使货物流通天下。不过如此一来，官府也就无法掌控民间贸易，使商贾脱离朝廷眼线。商人天性逐利，不事生产，若是百姓人人追逐商贩之利，耽误了种田，于天下大不利。”
杜中宵道：“介甫，商人逐利，其他各行各业难道就不逐利了？民间有言，钱如密，一滴也甜，天下人哪个不喜欢？种田有种田的利润，经商有经商的利润，开工场生产货物同样有利润，哪个利大，便有无数人钻进去，把利润慢慢摊薄。官府只要从中调节，并不会相差太多。至于官府无法掌控贸易，便是开市场的意义。有朝廷自己开的商场，有民间百姓开的商场，各得其利。有自己的商场，官府可以通过调节抽取的利润多少，影响天下商业。然后通过税收、官买官卖、贷给本钱等等手段，掌控其他。”
王安石听了，好一会不说话。以王安石的文化背景，他的性格，更加相信直接控制的手段。杜中宵这样间接控制的方法，不合他的心意。
何必那么麻烦，既然官府可以开商场，可以直接生产、买卖货物，商业就由官方来做好了。直接朝廷出面，控制、管理大型商业，只有那些不赚钱的小生意，才放给百姓经营，岂不更简单？
像铁监那样做工业，像商场那样做商业，再加上营田务这样做农业，农、工、商全部由朝廷设衙门来经营，什么大商户、行会、牙人，全部都甩到一边去，岂不是一了百了？
王安石是这样想的，也准备这样做。此次到枣阳来，一是要看一看营田务种田的模式，再一个看看村社经营。学习经验，到舒州之后，整合境内所有行业，试一试身手。
听着王安石说着自己的想法，杜中宵有一种错觉，自己在跟一个似曾相识的国营大单位的一把手谈话。只是王安石这样的思想，没有意识形态的因素，而是认为，财富沉淀民间，朝廷积贫积弱，是现在天下最大的问题。只要财富到朝廷手里，就可以富国强兵，改革一切弊端。
王安石容易走极端，一旦觉得哪种方法好，就推向极致。杜中宵这种一方面这样，另一方面又想方设法处处限制的做法，让他极不理解。既然官营有这么多好处，又何必留出民间发展的空间。
杜中宵哪里有理论功底说服王安石，只能含糊过去，总要经过实践，才能改变认识。
宋朝被称积贫积弱，其实后来的明朝中后期，又何尝不是积贫积弱？清朝的中后期，是不是积贫积弱？甚至后世的欧洲等国家，冷战之后是不是积贫积弱？与他们的前期相比，都是一样的局面。
政权不掌控经济命脉，必然会走到这一步。宋朝用行会和牙人控制工商业，社会财富必然被商人和牙人分走大部分，到了官方手里剩不了多少。随着时间推移，会一步一步恶化。这种情况下，哪怕官方参与一些经济活动，不管是工业还是商业，都会被各种手段挤兑得不赚钱，甚至亏钱进去，成为民间势力积累财富的养分。不得不放弃，从而使官方在社会财富中分到的配额变得更小。
王安石这些人，就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既然如此，那就由官方直接进行分配，消灭中间谋利的商人和工场主，完全控制生产和消费的整个链条，一切利润由朝廷掌握。
这怎么可能做到？无非是把生产和消费及中间的流通环节，纳入到官方体系来。以前是体系外的人分财富，变成体系内的人分财富。没有控制的手段，体系内的人难道就比体系外的人欲望低，不贪婪？
杜中宵的办法，是官方掌握一部分经济，以足以能够控制社会财富为度。通过这一个体系，调节官方抽取利润和积累的比例，投资和消费的比例，来影响社会生产。官方不能掌握这样一个独立的体系，要么对经济无能为力，要么对某个阶层产生依赖，沦为工具。
政权不是靠税收养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权的特点。有必要，有能力，政权会出面直接掌握生产资料。直接控制土地，均田制、分封制，都是建立在土地由政权所有的基础上的。直接设立工场，从周朝开始而后历朝历代，都有规模庞大的官营工业。只有商业，官方难以控制，便有重农抑商。
宋朝经过晚唐五代的混乱，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失去了直接控制土地的条件，官僚便一直有重新控制的冲动。数次改革，重要目标都是由朝廷再次直接控制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