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进这家工厂两年后（2001年），当地村（党支部）委（员）会派人来工厂找伟叔，要对工厂打工仔中的党员进行身份登记。伟叔不是党员，他就把这事交给党员身份的月小姐来办，登记结果工厂有七名党员，三名在写字楼（月小姐，一名副总，还有我），四名在车间（都担任班组长）。月小姐被村委会指定为工厂党员小姐长。登记工作完成后，村支部召集全体党员学习党员先进性标准类的文件，号召党员在各自做工的企业里起模范作用。使我们这些在外流动打工的党员对村委组织产生亲切感，发言中都表示愿意在打工仔中起到党员的表率作用。两个小时（上午10点至12点）学习结束，村委会对来参加学习的党员热情款待中餐。用外标准也是不低的，价格不菲的海鲜尽上桌来，还上了酒（不敬酒不劝酒）水。主持人举杯，欢迎党员打工仔来当地参加经济建设，并对大家付出的劳动表示感谢。因下午都要回工厂上班，党员们都自觉不饮酒或少饮酒。之后，每隔半年村委就会组织全体党员打工仔学习一次，而每次都是好酒好菜招待。组织学习的目的主要是为联络党员感情。提醒党员时刻不要忘了自己的特殊政治身份。
2003年春节后（3月），工厂接到镇（党）委组织“非公制经济组织**员先进性标准征文比赛”的通知。伟叔转给月小姐，月小姐让车间几个党员写稿，但都以生产忙没动手。月小姐认为我不会接受写稿任务，就一直没找我。这样拖了两周，到了投稿截止日期前一天下午，她又觉得七个党员里没有一人投稿对她影响不好，就叫她部门一个女孩把“通知”送上楼来给我，那意思肯定是叫我来完成这个任务。
事先我已从其他党员那儿听说了征文的事，尽管不知具体要求，已有思想准备，我阅读了通知全文后，觉得征文主题正与自己当时思想活动相吻合。就把那段时间的想法以书面形式表达出来，因是有感而发无须过多修改，当晚也就打印快递发出了。因是顺手做的，做完了也没再多想，很快也就淡忘了这事。
时间到了六月份，这天快到中午时分，村委打电话到工厂找伟叔，让我马上去村委一趟。伟叔把电话转给我接，一个当地口音的女声问：“您是不是牛先生？”这让我吃惊，本地人很少把打工仔叫“先生”的。我马上回答：“我是老牛。”“我们书记请您马上过来村委，他在办公室等您，您现在就过来。”这柔和语气真让我这个老打工仔发蒙。
村委的院子离工厂只有二三百米距离。我放下电话就去了村委。工业区支部书记在党员学习时我多次见过，只是没有单独说过话。他的年纪与我差不多，高个黑脸个性沉稳话语不多穿着朴素，典型基层党员干部形象。由于离得近，他对我这家工厂的几个党员要更加面熟一些。因此，我一走进他的办公室，他立即认出我来，马上站起身把我让到沙发那里坐下。刚落座，旁边就有人给我端了茶杯过来，像是事先准备好的。我早已知道书记姓成，党员学习时，村委工作人员习惯称他“阿基”书记，可能“基”是他的名。
“阿基书记找我有事？”我问。“海呀，海呀。你给我们村工业区党支部增了光，我要感谢你。”他很是客气地说。“哪里有的事？”我不明白。“海呀。镇领导说你写的文章得了第一名，镇里要在大会上给你发奖。”阿基书记高兴地说。我这才想起几个月前写稿子的事。“我们领导看了你的文章，说你不是一般的水平。”阿基书接着说。“我只是写写自己一些认识，谈不上水平。”我回答。“你太谦虚，我要是有你这样水平就好啦。”阿基书记接着说，“你以后要多多支持我们支部的工作哟。”“做点事是应该的，感谢书记信任。”我客气说。阿基书记把从镇委带回来的《关于征文颁奖会议通知》交给我，叮嘱我千万不要忘了这件事。又再次感谢我为工业区支部增了光。一周后，我参加了镇委镇政府组织的征文颁奖活动，我从镇委副书记手里接过了奖状和一千元奖金。发奖状我是预料到的，一千元奖金（真不少）却是出乎我意外的。因为在内地我曾获市优秀党员和省优秀党员荣誉，除了证书外，不曾有分文经济上的奖励。说俗一点，这一辈子头一次通过写文章获得报酬，我怎能不把这一千元视为珍贵呢。
附获奖稿件如下：
《我对“党员”与“雇员”的认识》
我是一个有着二十年党龄的党员，从内地来到南粤打工，现是一家港资企业的“雇员”。说起“党员”和“雇员”，这实际上是两个不同范畴概念。在中国改革开放前两者并无直接联系，但在中国改革开放后，众多“党员”却成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雇员”。“党员”成了“雇员”是改革开放的必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国国有企业原一统天下的局面随着改革开放被打破，加上旧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后缺乏竞争力而大量破产或转制，取而代之的是大量外资企业的涌入和大量民营企业的涌现，国有企业职工不论原来的政治身份如何，你都必须重新面临对生存条件的选择。此时，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却敞开大门吸纳社会劳动力。国有企业中的党员与普通职工一样，同样要面对生存环境的重新选择，他们成为外资和民营企业的雇员已是十分自然的事。
“党员”成为“雇员”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种归宿。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决定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的相当一部分党员生存空间将长期甚至永远定位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
党员只有正确认识非公有制经济，才能正确理解“雇员”角色。非公有制经济已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角之一。从这个角度看，外资及民营资本，已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私人资本了，更不是过去所说的资本家占有的概念了，非公有制经济已逐步形成中国巨大的社会资本，国家经济运行实际上也依赖于这个巨大资本的运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作用越来越突出，它已是社会劳动就业的主要渠道。国民人口的八成比例生活来源将基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提供。国家政治稳定也必将基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和巩固。虽然中国改革开放才过了短短二十几年，可是非公有制经济已对国家举足轻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今天，一旦哪天早上起来没有了非公有制经济，全国即刻大乱，因为非公有制经济已是国人当今衣食父母。事实已是这样，请看，在南部沿海所见到的工厂还有几家是“公有制”的呢？在全国所有城市包括乡镇的批发市场或自由市场，我们还能找到所谓“公有制”吗？“公有制”在我国一般民用产业中已基本消失了踪迹。相当一部分党员个人及党员家庭早已生存在非公有制经济之中。因此，党员必须认可非公有制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才能领悟“党员”与“雇员”的关系。
社会的发展进步，赋予“雇员”全新内涵。“雇员”这一概念，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政治与经济上的“不平等”，是中国复杂的历史原因使我们比较难以摆脱对“雇员”含义的原始理解，总使我们本能对“雇员”心存芥蒂，总是把“雇员”与“剥削”和“压迫”等概念纠缠起来。但人类历史是进步的，随着人类文明推进和法制意识提高，现在的资本家已决非过去课本描写的“刘文采”、“黄仕仁”的面孔了。我不是说现在或今后就没有了类似“刘文采”、“黄仕仁”，但那已不是主流。我个人认为，在法制建设不断完善的社会，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经营管理也日趋规范、守法、文明，在员工权益方面并不一定比原有的国有企业有更多的不合理性，原国有企业虽然在形式上规定了职工的多种权益，但许多是没有经济能力实现的。那种大包大揽的社会福利性空头政策并没有给职工带来真正经济上的利益，反而使国企职工形成不切实际的“大胃口”，成为后来国企改革的巨大障碍，这实际上是个教训。
我曾在国有企业工作近三十年，担任过国有企业集团总经理和党内职务，比较之下，外资企业给我的待遇要大高于国家给我的待遇。我任国企老总时给职工的利益远远不及外资企业给员工的利益。可以说，一般意义上的国有企业职工工作一生都不可能买得起商品房，更不可能买汽车，因为国企职工一个月就是几百元工资，维持生活已是不易，根本谈不上别的。可现在外资和民营企业中却有大量“雇员”买了房又买了车。如果一个国营企业的职工买了房又买了车，那可能就要惹祸上身了，人们一定怀疑你的钱来得不正，非偷即盗，因为你就几百元钱一个月嘛。如果一个国有企业厂长买了房又买了车，检察院一定要找他的麻烦了，他不是贪污就是受贿，因为他的工资最多不过是上千元一个月。但在外企打工的雇员却已有很多人既有车又有房，因为外资企业不少雇员收入较高。从这一比较不难看出，人类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赋予了新时期“雇员”截然不同的内涵。
非公有制经济已是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员应全心全意地为自己所在的企业fu务，发挥党员先进性作用，在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具体岗位上，为实现党的改革开放大目标做贡献，而不能处处以怀疑的眼光甚至用“左”的意识去看待非公有制经济组织，阻挠它的正常经营和管理，妨碍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从实践看，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同样重视使用党员身份的员工。我所在的公司有一千多员工，其中党员人数并不多，但党员员工几乎都被用在重要管理岗位上，从公司管理代表到副总经理再到部门经理，都有党员员工。这是否是一种巧合呢？其实不是，仔细分析就可以看出，党员员工在法制意识，职业道德素养和管理素质方面有明显优势，正是公司投资者们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党员员工都能得以被重用。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把“党员”与“雇员”紧密联系起来，而且是利益上和目标上高度统一的联系，只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每一个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员就一定能够处理好“党员”与“雇员”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