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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得贵走马上任谷仓乡又换新主
公元1958年晚秋的一个黄昏，从大可县城关镇通往谷仓乡的小路上，走来七八个人。为首的名叫柯得贵，他年龄约四十余岁，个子不高，粗壮而敦实。他身穿洗得快要发白的蓝士林布对襟夹袄，夹袄之下若隐若现露出了横插在腰间的驳壳枪。人借枪势，枪助人威，柯得贵重权在握，此刻正率领县委工作组进驻谷仓乡政府，以取代原先的软弱无力的领导班子。
自从党的北戴河会议以来，全县人民响应**的号召，像雨后春笋般地组建了人民公社，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的全面过渡。唯有谷仓乡的工作拖拖拉拉，至今连个人民公社的架子也没搭起来。县委洪书记只得采取果断措施，重新改组该乡的领导班子。柯得贵被委以重任，并着手完成该乡的人民公社的组建工作。
通往谷仓乡的路是一条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山高谷深，举步维艰。即使是重要的干部下乡，也只能靠两条腿徒步行走。柯得贵是谷仓乡谷仓村人，这一次回到自己家乡工作，不便之处甚多，本应回避。可是，县委洪书记正是因为考虑到他的熟人多，关系多才委派他来的，以尽快打开局面。柯得贵踌躇满志，步履如飞。三年前，他就是沿着这条小路走出大山去县政府任职的。那时候，他只不过是一名小小的办事员。而今天，他回来了，是带着县委洪书记的指示来的，是作为本乡的第一号人物来的，衣锦荣归，不亦乐乎。
一行人徒步二十余里，走出了谷底又上了山腰。透过林木的间隙，可以窥见远处突兀而起的大可悬崖和悬崖近旁的大可山庙。工作组里有一个名叫赵玉兰的女同志指着大可山庙向柯得贵发问：“柯组长，听说庙里供奉的就是你们柯家的开山祖？”
“唔？唔！”柯得贵不便承认，也不便否认，只是说：“那是迷信。”
“那你为什么不姓‘大可’而姓柯呢？”赵玉兰又问。
“谁知道？”
一行人一面走一面闲聊，不觉走完了四十里路，来到谷仓乡的地界。在一处三岔的隘口停下，各人都找了一块石头，坐下休息。
“这一带叫龙脉岗。”柯得贵指着隘口四周的丘陵和坡地对同伴们说，毫不掩饰他对本地情况的熟悉：“向左转再走两里路，就是我们要到的谷仓乡乡政府所在地——谷仓村。如果向右转，淌水过了河，再走十里路，就是邻县的河口镇。”
“听说这龙脉岗的地名也是你们柯家的开山祖取的？”赵玉兰又问。
柯得贵又点了点头，这地名的确是大可山祖取的。相传当年的大可山祖每一次外出时，总爱在这里驻脚小憩，但见这里沟壑纵横，绿树荫荫，便认定为龙脉所系，故名龙脉岗。柯得贵坐在当年大可山祖坐过的石墩上，居高临下，俯视着丘陵和山间的芸芸众生，很有点感慨：那蹒跚在山间小道上的老人和小孩，那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男人和女人，统统都将是他的治下小民。心中不由自主地荡起了一股甜甜的快意。他理了理耷拉在额头的黑发，如同正了正脑门上的乌纱帽一样。
“告诉你们吧！”柯得贵指着近旁的丛林深处，相当详细地介绍了此地曾发生过的事：“土改反霸那年，这里枪毙了二十几个人。打那以后，这里常闹鬼。开始，我还不信。有一次，我上省城开会，三更半夜路过这里——要到河口镇去赶机班船。哎哟，果然看见了一个红头发男鬼，青面獠牙……”
“呵！吓死我了。”赵玉兰越听越怕，越怕又越想听。蓦然，她大声呼喊：“柯组长，不要说了，我怕。”
“大白天，不用怕。”柯得贵一想起自己的身份，就正经起来：**人是无神论者，是不应该相信鬼神的。他立即为自己杜撰了一点勇士们所特有的悲壮和无所畏惧，以弥补刚才的失言：“我拔出枪，打了两发子弹。事后才知道，什么都没有。”
短暂的休息过后，一行人又开始徒步前进。他们穿过了竹木混杂的小山丘，突然发现一道高大而宽阔的土坝横卧在面前。要进村，只能绕道走。柯得贵早就听人说过：这道土坝是谷仓村的宋大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联合了全村的几十个单干户共筑的。工程并不复杂，效果却异乎寻常的好：来自大可悬崖深处的小溪被拦腰截断，水位一下子就提高了一丈多。土坝两侧的三百余亩经常缺水的旱地，都变成了旱涝保收的水浇田。村里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单干户都受了益，宋大发因此成了有口皆碑的英雄。柯得贵望着土坝，一股莫名的怒火，涌上心头：是嫉妒？还是无奈？也都只能严严实实地埋藏在内心深处。
柯得贵爬上了土坝的顶端，举目四望，心里不能不暗暗叹服：土坝巧妙地利用地形地貌，依山而就，土坝两侧的水渠如同一位母亲的两只**，正源源不断地把两注清流灌进土坝两侧的梯田里。谷仓村成了名符其实的谷仓。他想：如果此坝在他到任时再筑，那么这全部的功劳非他莫属。遗憾的是，如今这全部的荣誉全让宋大发一人占尽了。
“快跑，快跑，有干部来了！”一群破衣烂衫的野孩子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嬉笑着，打闹着，又向土坝一侧的树林中蹿去。
柯得贵紧跟在孩子们的后尘，来到树林中。那里有一间树皮搭成的碾房，里面装有碾谷和椿米用的水碾和杵臼。柯得贵好奇地进了碾房，有几个女孩正盘腿打坐，脸对着破玻璃镜子，正往脸上涂脂抹粉；胭脂是用红纸泡水做成的，白粉是山里取之不尽的观音土；红脂和白粉抹在脸上使本来就天真烂漫的小脸更加楚楚动人。有一个年纪稍长一点的女青年正忙着轮番为每个女孩梳理小辫。其专心致志，就连有人进来也未察觉。
“你们是干什么的？是专搞破坏的吗？”柯得贵拿腔拿调地大喝一声。他的敌情观念一向很强，面对山野小民，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是大人还是小孩首先当是盘问，既是盘问，则必须盘问是否有破坏行为。
年幼的孩子们都吓哭了，一个个大张着嘴巴直嚎。唯独那个年长的女青年微笑着，大大咧咧地迎着他走过来，像是对前来视察的干部表示特殊的尊敬，又像是对他的盘问的直接回答。柯得贵注意到，她的年纪大约二十岁出头，身着剪裁合体的学生制服，与当地的山里妹子明显的不同。尤其是她脑后的一对小辫，端庄而灵秀。柯得贵狠狠地瞅了她一眼：据说阶级敌人的本性就像毒蛇一样凶狠，但有时也能化作美女迷惑人。
“你是那个乡的？是搞破坏的吗？”柯得贵又把矛头对准了她。
“我是谷仓村的回乡知识青年。”
“谷仓村的回乡青年？我怎么没见过？”柯得贵不大相信。
“你不认识我，我偏认识你！”女青年带着几分孩子气地歪着头，大声争辩：“去年的反右斗争，是你带着县委工作组进驻县中。当时我正读初三，我的第一张大字报还是在你的启发下写的呢！”
经她提起，柯得贵的脑海里立刻出现了一大串奇异的联想：伟大的反右斗争运动，造就了一大批能自觉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好干部。他柯得贵就是从反右斗争运动中脱颖而出的，官位连升三级。他回忆起了当时的政治运动，回忆起了县中的阶级斗争，也回忆起了这个来自谷仓村的初三女学生。
“你叫宋茂香。”柯得贵终于想起来了：“黄毛妹子十八变，我差一点认不出来了。”
经过简短的对话，二人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许多。柯得贵不再拿腔拿调了。对宋茂香此人，虽是短时间接触，却也并不陌生。她小时候在村里的私塾读了几年子曰，大约是在二十岁前后考入了县立中学读书的。在他率领县委工作组进驻县中期间，因见她个子高，年纪与青年教师差不多，所以破例吸收她参加运动。
“你的那张大字报贴得好，把右派老师柯繁青揭露出来了。”柯得贵记忆犹新。
“柯繁青也是我们村里的人。”宋茂香主动介绍情况：“听说她戴上了右派帽子还不服气，还到处告状。下放到大可山国营农场劳动又干了坏事，好象还判了什么徒刑。前不久又从监狱里释放出来，遣送回了籍。”
“她的男人比她小十多岁，是个地主分子。她的儿子也是管制对象。”柯得贵对敌情了如指掌。
坐在水碾旁的孩子们哭声越来越高，吵得让人无法交谈。
“再哭，我枪毙你们。”柯得贵大喝一声，又指着插在腰里的驳壳枪比划了一下。
孩子们都不敢再哭，一个个都吓跑了。跑出碾房之后，又拼命直嚎起来。
“柯组长又来搞工作组吗？”这一次，是宋茂香“盘问”他。
“我是来参观水碾的。”柯得贵不愿立刻暴露自己的目的，有意把话题叉开。
既是前来参观，宋茂香当尽地主之谊。她主动为他介绍水碾的情况。同时轻轻打开闸门挡板，让柯得贵细看：一弯来自坝口的流水从高处落下，推动了木制的轮轴，带动了水碾。在吱吱呀呀的旋转声中，水碾的木齿有条不紊地交错在一起，把稻谷的谷壳剥下。
“一天一夜可碾大米十几担，既节约了人力又节约了牛力。”宋茂香仔细介绍，话音里流露出了对宋大发的赞扬：“每一家来一个孩子照看一下就成。”
“我听人反映：宋大发很骄傲，干了一点成绩就自以为了不起，谁的话也听不进。就连人民公社也不愿加入。”柯得贵有意把矛头对准宋大发，把他贬得低低的，越低越好。
宋茂香听着，不再接嘴。她知道：村里不少人对人民公社抱有抵触情绪，宋大发只不过是其中之一。但是，如果仅仅点他一个人的名字，便有些不公平了。她不敢当面否定，也不愿加以附和，便佯装忙碌：把碾成的大米和谷糠收回来，又把未碾的稻谷倒进碾槽里，从而回避了尴尬。一转脸，才发现柯得贵已经离开了碾房，和他的同伴们一起，沿着土坝旁边的小路，向村里走去。
※※
天就要黑下来了，柯得贵率工作组进了谷仓村，直奔乡政府。
乡政府大院位于谷仓村东侧的林荫丛中，青砖白瓦，麻石铺地，建筑十分考究，是一座拥有前后两院的百年老屋。原先世居在这里的柯繁青一家于1949年’自动’迁出，谷仓乡人民政府成了这座百年老屋的新主人；他们在接管了房屋以后，马上按照机关办公的需要，分别在各个厢房设置了办公室、传达室、会议室，以及干部居室等等，把这座百年老屋彻底改造成了乡人民政府的机关大院。
柯得贵一行人来到办公室，受到乡政府的财粮委员李秋根同志的热情接待：倒茶、敬烟、通知食堂备饭、安排夜晚住宿。柯得贵见到乡党总支书记兼乡长吴国亮同志，要求和他个别谈话。吴国亮早就敏锐地感觉到工作组的此来不善：在个别谈话之后，也许就是最后的摊牌。
“走吧，到会议室里谈，谈过了再开会。”吴国亮早就做了下台的思想准备。
二人穿过前进和中进的过道，来到后进。后进的一排三间厢房，被改成了会议室；间隔的厢房板墙全部拆除，仅剩下几根支撑着屋顶的柱子，光秃秃地立于会议室的中央空间里。二人进了空荡荡的会议室，各自找了个座位坐下。
“……可能有人和你打过招呼：县委要把你调出去另行安排。”柯得贵婉转地说明了来意：“你走以后，由工作组接管乡政府的工作。”
吴国亮听着，一声不响。自大跃进运动以来，他日忙夜忙，累得晕头转向，到头来竟落了个可悲的下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么办法？
“我服从组织分配。”吴国亮无可奈何，强作笑态。
当晚，就在这间会议室里，举行了新老两套班子的联席会议，落实县委文件精神。双方握手微笑，互致问候。交接工作很快完成，柯得贵成了本乡名副其实的第一号人物。联席会议开完，与会的同志们先后离去，而柯得贵还独自一人静坐在会议室里，心里想着明天的工作。明天，他将在这里召开大会小会，发动群众，领导群众，狠批右倾保守势力，尽快组建人民公社，尽快创立新的社会秩序。压在他双肩上的担子不轻啊。
第二天一大早，柯得贵坐进了前乡党总支书记兼乡长吴国亮的办公室：标志着他执掌全乡大权的开始。原乡政府的财粮委员李秋根继续留任。他为新主子沏了一杯热茶，毕恭毕敬地放在桌子的一角。
“柯组长，你有什么指示？”李秋根效忠新主子，同样卖力。
柯得贵挺了挺身子，自觉手上的权力一下子就膨胀了许多。从今以后，本乡的大事小事，全都由他一个人掌管。如此一来，本不是大干部的他，也干起了只有大干部才有权干的大事。于是，他恍惚觉得自己也成了大干部。
“李财粮。”柯得贵第一次吩咐他做事，因此使用了很客气的称呼。“把全乡的花名册拿出来让我看看。”
李秋根放下手上的工作，立即打开文件柜，把花名册取了出来，一册又一册，一迭又一迭地堆放在他的案头，又不声不响地退下去。柯得贵并非是要审查花名册，而是要借此表示花名册里的全部百姓统统都是他的治下小民。他信手抓起了一册，随意翻看：那一行行的姓名、年龄、性别……如同草芥一样罗列在一起，让人感到枯燥而乏味。他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字不认得，越看越没有劲，真不愿再看下去。立即撤掉又怕影响自己的大干部形象。他打了一个呵欠，解下横在腰间的驳壳枪，沉沉地压在花名册上。
这个乡的特点是山多田多，人烟稀少。全乡由几十个自然村组成，总人口约一万左右。大大小小的村落，分散在荒山野岭中。这里是被文明社会遗忘的角落。天高皇帝远，上面的政策传到这里，常常走样。山里人仍然按照自己的规矩生活。每当政治运动一来，无论是什么省里干部还是县里干部下来蹲点，也只能轰轰烈烈地搞搞过场。干部一走，万事大吉，一切又恢复原样。至于什么农业合作社一类的运动，这里也都像模像样地雷厉风行过，但实际上很快又变成了“单干”。因为各家各户的水田分布很广，各门各类的副业生产琐碎繁杂，难以分类管理。乡政府管不了，便索性不管了，瞒上不瞒下地敷衍了许多年。
自从大跃进运动以来，全国各地的人民公社如同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大可县的各级政府也闻风而动：小社并大社，大社转为人民公社。短短的几天时间，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造。谷仓乡前党总支书记兼乡长吴国亮，如果也趁着这股风，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地挂上人民公社的牌子，事情本可以糊弄过去。对上可以交差，对下也不会有太大的触动。因为人民公社的组织本不必和群众商量，也不必取得群众的同意。可是这位年轻气盛的吴国亮并不满足于一般的随大流。他要标新立异，要像邻县的河口镇那样，在人民公社成立的当天，动员全体社员身着新装，手拿申请书前来集会，还要请来省报的记者下来采访，出出风头。吴国亮的计划招来几位副书记的坚决反对。双方吵吵嚷嚷，运用大字报，互相攻击，把对方说得一无是处，组建人民公社的工作被一拖再拖。县委洪书记不得不派人下来调查情况，越调查发现问题越多。最后不得不痛下决心，果断地撤掉了吴国亮的职务，改派以柯得贵为首的工作组，以纠正吴国亮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尽快组建人民公社。
柯得贵面对着花名册发呆。他搞了几年的群众工作，他知道这群治下小民有时软得像一团烂泥，要捏成什么样就能成什么样；有时又像粪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奈何不了。眼下的人民公社的组建工作能否顺利完成，他心中实在没有把握。他掏出旱烟袋，满满地装上一袋烟，点上火，连吸了几口：按照他一贯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真想立刻在这一册册的花名里找出几个典型，打上几梭子子弹——杀鸡给猴看。然后，再挂上人民公社的牌子了事。但是他更懂得，这一次必须彻底解决这个乡在历次运动中深入不下去的问题。否则，下一步的工作更难开展。
一直守候在门外，终于发现柯得贵的“工作”已告一段落的李秋根，轻轻地叩了叩门。他要进来请示工作。
“有事就进来！”柯得贵点了点头。
“有两个急件请柯组长马上处理。”李秋根毕恭毕敬地站在他面前。
“什么急件哪？”柯得贵拉长了腔调问。他自己也觉察出这种腔调极像大干部。
“谷仓村宋大发的女人闹着要和婆母分开过。为了一口锅，两人争得不可开交，说是要出人命案。已告到乡里来了。”李秋根小心翼翼地汇报，惟恐哪一点礼貌不周冒犯了上司。
“这算什么急件？”柯得贵很不耐烦地白了他一眼。
李秋根胆怯地低下了头，等待挨批。然而，柯得贵什么话也没说，只顾抓起竹烟袋连连抽烟，烟袋里的火早已灭了也未觉察。李秋根立刻讨好地俯下身子为他点火。柯得贵猛吸了一口烟，情绪这才有所好转。
“还有一件：团县委要我们乡选派一个人去学习，明天就去报到。今天一定得落实人选，通知下去。”李秋根说着，双手呈上团县委的有关文件：“主要是学习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有关文件。乡政府原来曾考虑让坳背村的于连生或谷仓村的宋大发去，还没能最后决定下来。”
“于连生、宋大发都表现不好。”柯得贵早有耳目，因此果断决定：“派人学习嘛，我看就叫谷仓村的回乡知识青年宋茂香去吧！”
一言九鼎，李秋根自然无话可说。柯得贵毫不犹豫地提起钢笔，在文件的空白处批下了：“同意宋茂香去学习柯得贵。”十一个字并排写了一行，也没有用标点符号，词语似乎有些含混不清。但李秋根毕竟明白了批示的意思。他是没有资格对上级的批示说三道四的。
“下午，叫宋茂香到这里来一下，我代表组织找她个别谈话。”柯得贵很懂得培养干部的潜在意义。每一次举荐干部，必是亲自接见，以使对方感恩戴德。
李秋根走了，柯得贵抬起头，看了看墙上高悬的**肖像和肖像之下的竹凳子，顿时觉得寒酸起来：代表组织找人个别谈话，就坐在这张破竹凳子上代表吗？想当年，这一带的乡绅们议事。总是手拿着水烟袋，坐在太师椅上慢条斯理，威风凛凛。如今新社会，虽然没有了乡绅，没有了水烟袋，但有了比乡绅更有权的干部，有了比水烟袋更威风的驳壳枪。无论是新社会还是旧社会，议事总不可少，而太师椅亦不可无。
“李秋根，把办公室整理一下，有没有好一点的椅子拿来坐？”柯得贵知道这座百年老屋里有不少旧家具无人敢起用，都怕沾上剥削思想的名声。而他不在乎这些。他认为，只有坐在太师椅上，背倚着**肖像，才够威风。
李秋根立即在会议室旁边的小屋里，找出了几把太师椅。那是在土改时没收地主的。在没收的第二天，就锁进了小屋，再也没有人敢坐。摔摔打打，一放就是好几年，油漆脱落，斑驳陆离，有的还断胳膊少腿，残缺不全。李秋根临时找来木匠，把几把烂椅子拼作一把，送进了办公室。
柯得贵坐上太师椅，自觉威风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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